6月19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面向政府公务人员的高层次培训活动在崂山区政府会议中心举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银杰带来题为《再读新常态：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的报告。

       张银杰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同时，调结构方面有所进步，且中国距离经济新常态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她表示，要彻底实现新常态，对内要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被束缚的生产力；对外要展开新思路，寻找投资的新方向，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能否有机融合，将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新常态要求对外开放对内改革
       今天主要讲四个问题，分别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与全球金融新格局。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着重讲前面三个问题。在讲这四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这四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其实，这些四个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往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在质量、结构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我们国家目前离经济新常态的距离还很远。按照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思路，要实现经济新常态，对内必须深化改革，对外则要进一步开放。“一带一路”战略算是我国的第三次对外开放（第一次开放就1984年四个特区开放，第二次开放是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两次开放都侧重于引进外资，而第三次开放要求我们“走出去”。而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就是新的突破口。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就要修路、架桥，这就牵扯到钱的问题，然后就引出了亚投行，这是四个内在逻辑很紧密的四个问题。

       供需关系决定经济形势
       先看第一个问题，即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叫做经济过热，第二种是衰退萧条，第三种是复苏繁荣。目前中国属于哪一种呢？我先介绍宏观经济三种状况的直观表现。
       一般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直观表现就是总供给小于总需求。因为总供给一旦小于总需求，就会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一旦涨，生产者就会纷纷扩大生产规模，更多的吸收劳动力，经济就会红火起来。经济繁荣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物极必反走向过热。
       跟经济过热相反， 经济衰退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目前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船舶、房地产、光伏等多个行业都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生产的过剩商品卖不出去，企业资金循环周转中断，开工不足，工人失业，衰退现象形成。
       而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复苏繁荣的阶段，那这个国家的总供给总需求必须基本相当，正负差控制在5%以内。只要总供给总需求正负差5%以内，经济都属于正常，正常就是经济复苏繁荣。

       衡量经济的一级指标
       几百年来，那么多的政界、学界、商界人已经总结一套判断经济过热衰退指标，每朝每代都时而繁荣时而衰退。无数代政界、商界、学界人都总结一套判断经济过热衰退的指标。你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根据无数代人总结的规律，判断经济过热还是衰退首先要看物价。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变快，物价自然就升高了；而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时，物价就会降下来。一般而言，物价上涨率在1%至3%之间是正常的。物价上涨低于1%就是经济衰退，高于3%是经济过热。
       看物价时，一般要研究三个指标：家庭主妇关注CPI，企业家关注PPI，政府官员关注GDP。
       燃料等大宗商品的购进价格影响生产者价格，进而会影响企业商品价格，企业商品价格最终将影响消费物价。其中，PPI是先行指数，CPI是滞后指数，滞后期为三个月。也就是说，如果钢材连续三个月下跌，三个月以后以钢材为原材料的冰箱、空调、炒勺等都会开始跌。我们国家的PPI已经跌38个月，可是，因为我们的物流成本和房价太高，导致我们的CPI还在涨。
我1989年在美国的时候，感觉美国的物价太贵。可是，跟中国现在相比，美国的物价真是便宜多了。谁造成的呢？是我们的物流成本和房价太高导致的，甚至因为这俩因素导致有的企业破产。虽然，不是政府主观故意把企业弄破产，但是这跟政府的行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说说GDP，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是8.1%，2013年7.7%，2014年7.4%，今年第一季度是7.0%。纵向比较来看，今年的GDP增速并不乐观。但是横向比较的话，2013年、2014年我们连续两年是世界第一，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于乐观，也不必过于悲观。去年7月份我在纽约开研讨会，哈佛的一个教授凑过来跟我讲，张教授中国经济怎么样？ 我说不大好，大家都挺悲观。这位教授说，你们全世界第一还悲观，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老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中国连续两年都拿全世界第一自己还悲观什么，我们越悲观，该消费的不敢消费，经济就会恶化。我们不能用繁荣期的增长率和衰退期的增长率进行比较，虽然我们这几年确实不如过去，但我们毕竟连续两年全世界拿了第一，而且比第二高出一大截。因此，还要客观地看待这一问题。
       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过热还是衰退，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失业率。失业率为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明智的政府都想把本国的失业率控制在4%到5%之间。我们国家2013年新增就业13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2014年新增就业人数1322万人，城镇登记就业率为4.09%。其实，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低于实际失业率的，而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更吻合。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增就业32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05%，城镇调查失业率今年5.1%，比去年下降0.05个点。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也不是没有亮点，至少失业率没有提高。李总理经常说，作为大国总理第一要保民生、保就业，失业率一旦提高，他就要想办法刺激经济。
       判断经济是过热还是衰退，还要看这个国家的进出口情况。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都在扩大，就证明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复苏就是繁荣。反过来，一个国家进口出口都在减少，那就说明其经济不是衰退就是萧条。值得注意的是，顺差和逆差并不是判断经济的标准。
       最后一个指标就是煤、电、油、运的供求关系。一旦能源、运输供应出现紧张的情况，就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反之就是经济衰退或萧条。水路、公路、铁路、航空货运量是衡量内需的重要指标。港口货物吞吐量尤其是集装箱吞吐量，则是衡量外需的良好指标。


       两大二级指标不容乐观
       上述几大指标，是衡量经济的一级指标。如果这些指标结论一致，就不用再看二级指标了。但是，如果这几大指标不一致，就要看二级指标。我们现在的CPI挺好而PPI糟糕；失业率挺好，而经济增长率、进出口这两个指标一般。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看二级指标了。
在35个二级指标中，社会融资规模、消费者信心指数、发电量、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港口吞吐量、商品房新盖面积等是二级指标中较为重要的。
       我们先看社会融资规模。所谓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全部资金的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概念，就机构而言，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公司；就市场而言，包括信贷、债权、股票、保险以及中间业务。2012年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2013年17.29万亿，2014年16.46万亿，2015年前五个月是6.9万亿，同比减少1.6万亿。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看，我国政策仍然是稳健的。
       根据流动性不同，我国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是：M0：流通中现金，即在银行体系以外流通的现金；M1：狭义货币供应量，即M0+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即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2013年我国的M2是110.65万亿，同比增长13.6%；M1是33.73万亿，同比增长9.3%。2014年M2是122.84万亿，同比增长12.2%；2014年M2增长率比2013年低1.4个百分点。2013年M1增长率为9.3%，而到了2014年却变成了3.2%，下降速度更大。今年前五个月M2增长率10.8%，M1 为4.7%。M2继续下降，M1比去年上涨了一点。
       M1增速高说明经济活跃，M2增速高说明经济沉闷。如果一个国家M1的增速大大高于M2的速度就说明经济活跃；如果M2的增速大大高于M1，则说明经济沉闷。
       从以上两个指标来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下降，社会融资规模在减少，二级指标没有想象的好。因为经济形势不好，企业家对未来两年经济前景不乐观，即便央行不断降息降准，但是货币政策并没有松下来，企业贷款的意愿也减弱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经济下行的同时结构在调整
       不过，中国经济也有利好消息。比如，2008年之前，重工业增长速度快于轻工业；从金融危机爆发到2013年第四季度，则都是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2014年到目前又回到了2008年之前的局面，重工业增速快于轻工业，这是经济上行的征兆。
       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韧性提高。新一届政府以来，强调经济结构和创新。
       过去我们结构不合理，二产比重大、三产比重低，而现在三产超过了二产。过去二产内部结构不合理，一般加工制造业比例大，先进装备制造业比例少；而现在，先进装备制造业超过了一般加工制造业。过去三产内部结构也不合理，为生活服务的传统服务业比重大、现代服务业比重少；而现在现代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
       另外， 2013年二产增长7.8％，三产增长8.3％；2014年二产增长7.3％，三产增长8.1％；今年第一季度二产增长6.4％，三产增加7.9％。这组数据说明，近两年来，三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二产，结构比过去合理多了。
       此外，过去我们投资太旺盛，而消费偏弱。因此，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暂时很难办到。这是因为消费除了受老百姓收入水平影响，还受社会保障水平影响。在收入水平没有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非常困难。李总理说，靠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副作用太大。这是因为投资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 今后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拉动？        靠消费带来的生态拉动。这就需要慢慢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比较好的经济指标主要有失业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最终消费率，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技术投入，节能环保，第三业的比重能反应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向好。数据证明，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并不是全面下行，更不是全面衰退。当下经济缓慢回落，是伴随着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在经济下行的同时，调结构方面有所进步。这是最重要的。李总理认为，结构比总量还重要，所以他不是刺激总量调结构，效果非常显著。

       经济新常态还没完全实现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新常态。
       由于经济基本面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进入经济新常态有四个标志。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7时代迈进。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再以过高的GDP增长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二，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变化。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创新驱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其实，这一点距离我们还比较远。过去三十多年，我国主要依靠土地、资本、劳动力，寄托廉价发展经济，以后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发展经济。
       第三，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由以工业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化以服务业为主的增长方式。经济新常态要求我们由以大量的国家基础建设工程和依赖低工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转向基于家庭消费、服务业和富有创新能力的私有企业为主。
       第四，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国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新常态下，就应该转向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点走向新的增长点。稳定经济增长，稳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为此，我们要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节能降耗。而有质量的增长最终都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支撑，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
目前来看，新常态的四个表现中，只有GDP的增速确实降下来了，其余三个指标都还没有实现。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应该说，新常态是中国的理想目标。

       实现新常态离不开一带一路
       我们要彻底实现新常态，一是对内要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被束缚的生产力；二是对外要展开新思路、挖掘新动力、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关于改革，我们现在提的最多的是户籍制度和社保管理制度改革，引导劳动力资源在自由流动中实现最高的效率配置。大量经济学研究证明，现在最大的资源配置扭曲就是人口转移限制。无论是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移民限制，还是从劳动力落后的农村到生产率先进的城市之间的户籍限制，客观上都阻碍了生产力的配置。西方国家只有国籍和居住证，我们未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劳动力就能充分的流动起来。人力资源一旦得到优化配置，经济必然迎来大发展。
       此外，对内改革还有教育改革、国企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
       实现新常态，对外要求新的开放。因此，“一带一路”被我们国家称为第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在1984年，我国在珠海、汕头、厦门、深圳设立了四个特区；第二次是2000年加入WTO。前两次是外资进入，而这一次“一带一路”的开放是资本走出去。
       面对新常态，需要我们打开大格局、展开新思路、挖掘新动力。“一带一路”是着眼于长远的顶层设计、宏大的经济远景，其中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充分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战略，既能够帮助中国实现新的跨越，又能够使沿线国家收获更多的红利。这是一个占领道义制高点的好点子，各国之间不是博弈而是共赢。而我们提出新常态，讲的也是世界利益共同体、亚洲经济利益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利益共同体。
    “一带一路”对中国的直接作用有以下几个。
       其一，“一带一路”拉动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对我国清除过剩产能有重要作用。我们现在的钢铁、电解铝都过剩，而参与“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缺的正是钢铁、电解铝等资源。这种资源上的互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中国存在的过剩问题解决了，经济也就由衰退恢复正常了。
       第二，过去中国货物贸易比重大，但服务贸易比重太小，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一个国家要想成为贸易强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应该同时发展。 “一带一路”是我们扩大服务贸易主要平台，为我国成为贸易规则引领者创造机会，对解决我们服务贸易逆差有直接作用。
       第三，“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带来更多元的货币流通前景。比如，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作用和分量；有助于我们利用现有的基础条件，按照新形势实现货币流通，减少金融风险；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第四，“一带一路”还可以推动能源的互联互通，确保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现实中，一些国家买不起我们的产品，可以通过资源置换的方式进行交易。国开行过去就经常为一些包括非洲、亚洲的国家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在他们没有钱还的时候，把他们的资源做价抵资源给我们，保证我们短缺资源有来源了。
       另外，我们第一次开放的是东部沿海，而此次“一带一路”强调的是边疆地区和内陆开放。“一带一路”提的最多的就是甘肃、新疆，当然也包括东北、重庆、四川等地。通过“一带一路”的开发，还可以缩小边疆、内陆跟沿海之间的差距，有利于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此外，“一带一路”还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割据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博弈的重点和热点地区，而“一带一路”可以促进亚太地区的和谐发展。另外“一带一路”还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标志，一个国家要想强大，不仅要有硬实力，更要有软实力。过去统治世界、领导世界的是基督教文化，而“一带一路”也可以宣传我们的国家文化等软实力。“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人欧晓理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纲领，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而不是一个区域战略。有人把        “一带一路”想的特别狭隘，好象新疆是个点，甘肃也是个点，而青岛没有被提及就不在点上，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中的那些大工程，如果青岛有设计能力强、施工能力强的公司，就完全可以竞标并参与建设。
       所以，无论是我们总理，还是“一带一路”的办公室欧晓理都反复强调，全国各省市都应该按照“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蓝图，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去寻找参与的几个点。
接下来讲亚投行。政府一再表示，我们不指望靠亚投行赚钱，但也不希望赔钱。我们的原则是，只要在不赔钱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做点事情。有些人总把“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比较。其实，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欧洲国家实施的全面援助，有很多前提条件，比如：在接受援助之前，要购买美国的产品，国内的货币政策不能有独立性。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所以，亚投行这个问题，要讲的话讲两个小时也讲不完，就简单说一下，今天大致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