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热点问题背景解析
主讲：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时间：2017年 7月23日
7月14日-15日，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明确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基调和主要内容。除出台监管政策之外，会议还提出了稳定货币政策、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等一系列举措，并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大金融时代，会议前所未有地从历史高度和战略高度推进金融改革发展。
7月23日，在由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主办的第26期“金融家俱乐部·青岛金家岭财富管理沙龙”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先生应邀进行了《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热点问题背景解析》的主题演讲，针对金融改革方面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热点一：全球化VS逆全球化
今天我想围绕一些热点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要讨论的第一个热点问题是2008年以后突然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
逆全球化在数据上首先表现在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2008年以后全球贸易的进出口增速开始下行，2012-2015年均在3%以下，增速明显回落，不及前30年增速的一半； 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为1.2%，连续4年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1个百分点左右，为2000年以来少有；另外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015年的29.53%，倒退回到2006年水平。
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股思潮是逆全球化的最重要表现，现在这三股思潮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其中，阴谋论是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最典型代表，有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原因说成是IMF的趁火打劫，但我们拿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比较时，发现在救助的过程中被IMF施加了改革压力的国家，比如韩国等都很快走出了危机，又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而抵触IMF救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现在已和韩国拉开了距离。
此外，把欧债危机说成是高盛公司的阴谋，将美联储加息说成是为了搞垮中国经济等等，这些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阴谋论非常盛行。耶鲁大学陈志武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阴谋论”实际是一种思想上偷懒的做法，把解释不清的问题说成是阴谋，最省力，也最容易让无知者相信。
那么，全球化到底是进还是退呢？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化是一个三元悖论”，所谓三元悖论就是三者之间只能取其二，不能三者皆得。许多国际事件已经印证了三元悖论的存在：如欧盟的统一是很多欧洲国家让渡国家主权的结果，所以欧盟要追求全球化和民主化；对中美这些大国而言，在主权问题上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在“三元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美国为保全民主化只能放弃全球化。
虽然英国脱欧、推崇现实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等国际大事件都为全球化增加了不确定性，但我认为全球化迟早还是要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首先是飞机、高铁等交通技术的进步，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空间的距离；IT技术缩短了人们的时间距离；还有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如人工智能翻译机等缩短了人们的文化距离。其次是国际治理水平的提高，国际组织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国际论坛G20和兴起的民间组织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坚持与引领，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明中国不仅要坚持全球化，而且要引领全球化，因此我认为世界最终还将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上来。
热点二：计划经济VS市场经济
今年5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成功企业家马云提出要重新定义计划经济，结果引起了很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担忧。吴敬琏先生说东欧国家曾经试图模拟市场，但最后是失败的；钱颖一先生提出20世纪全球重大事件就是尝试用计划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但是最后归于失败，既没有得到公平，也没有得到效率；张维迎则说，基于数据做出的决策是科学决策但不是企业家的决策。
学者们为何这么担忧？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确计划经济本身特定的内涵，即它至少包括指令性计划、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三个基本要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阿里巴巴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将不是马云说了算的，需要市级、省级计委层层上报到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在综合平衡以后，再层层按原路返回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有了指令性计划之后，阿里巴巴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否则连原材料都拿不到，这就是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计划。
计划经济在过去被证明行不通，大数据时代就能办到吗？我觉得不行。第一，从需求侧来说，计划是永远也赶不上变化的，就算计算机的速度再快也算不出来。
80年代初，有些学者曾把计划经济的不成功归结于计算能力太差，太多产品需要计算，靠手工根本算不过来。后来我们开始应用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发明的投入产出表，不仅可以计算直接消耗系数，还可以算出间接消耗系数，很多学者觉得计划经济有救了，但实践发现编一个表需要四五年的时间，等编完表，直接消耗系数早已经天翻地覆。后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成立，其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测算理论价格，在改革开放刚刚推行的时候，商品价格普遍偏低，于是我们想要学东欧的做法来测算价格，模拟市场计算供求，也是实践证明再怎么算也算不出来的，最后价格放开后供求自己就平衡了。
第二，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行政性计划无法把资源优化配置到效率最高的具体企业，也无法激励企业提高效率，没有了价格机制之后供求也就没法调节，缺乏价格信号。
我们对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2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在经历了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拉大、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体制易滋生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找对病因，对症下药，而不是走回头路搞计划经济。
热点三：产业政策VS竞争政策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关于产业政策的热烈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官场的高度关注。后来吴敬琏老师批评说他们两位的争论是空对空，没有从产业政策的具体情况着手研究。我认为在产业政策的研究上，总结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依据自身发展情况，取其精华。
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公认第一。1986年发展中心派代表团到日本去考察学习，国家计委1989年成立了产业政策司。 那么，日本产业政策的土壤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由官员、产业组织、学者这三方组成的审议会共同讨论制定的，行业团体、新闻媒体共同参与，然后国会立法通过，日本的法制比我们更加完善。其次，日本的自由企业制度，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日本扶持的产业都是根据理论，然后拿指标测算出来的。
再有，日本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战后初期，日本强化竞争政策，解散财阀，制定反垄断法等等；冷战爆发以后，美国要求日本经济独立，日本加强了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就被弱化；70年代以后，因为美日间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国际化压力下，产业政策从纵向转成横向，不论何种产业都一视同仁，竞争政策不断强化。
我们现在都在讲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转型升级靠什么？产业政策优先，还是竞争政策优先？传统思路是，转型升级等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等于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就等于政府“调结构”，政府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新的思路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更多依靠竞争政策，等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从而通过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里涉及到创新过程中，谁来决定技术路线的问题——政府，还是市场？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上世纪50、60年代，美苏两国围绕发展电子管还是晶体管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竞争，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官员说了算，因而选择了功率大的电子管作为发展方向；而美国是资本市场说了算，结果走向了晶体管——集成电路，现在，IBM生产一个指甲盖大小的（5nm）芯片可以容纳300亿的晶体管，而电子管早已销声匿迹。
第二个案例，上世纪80、90年代，美日两国围绕着高清晰电视技术展开了激烈竞争，日本依靠的是产业政策，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选择的是模拟技术；而美国依靠资本市场，选择了数字化的技术路线，结果仍然是市场战胜了政府。
第三个案列，上世纪90年代，国家批准设立“华录”国有企业，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线，并且为了保证华录的“规模效益”，明令禁止其他企业生产录像带。然而，等到华录的厂房盖好了，生产线也建好了，市场上开始流行光盘，再后来，连光盘都不要了，直接采用数字化，结果，准备吃录像带“垄断饭”的“华录”企业立刻没有了市场，只好改行转型。
再有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此前鼓励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结果各种电子支付一出来，社区银行纷纷萎缩，甚至到了不得不关门歇业的地步。
由此可见，政府并没有市场聪明，政府总是落后于市场变化，落后于技术进步。所以加强竞争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让市场自己来做决定。
热点四：服务实体经济VS防控金融风险
关于金融工作会议，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基本观点。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三项基本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对此，有金融机构感到十分困惑：一边要我们防控金融风险，一边又要我们服务实体经济——到底如何是好，有些不知所措。
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并不矛盾：金融资金的回报理应来自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利润，否则，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就变成了零和博弈。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金融自我复制，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最终必然会形成金融泡沫。而金融泡沫破裂之时，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金融最大的风险就是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点，金融风险上升的直接原因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金融风险为什么会持续上升？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现在连许多实体企业都热衷于金融交易，美其名曰“资本运作”。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凭借国家信用到国有银行拿到低息贷款，然后加几个点儿转贷给民营企业，赚取差价，从而扮演影子银行的角色。
由于资金不能够更加直接以更短的路径配置到效率更高、资金需求更紧迫的民营企业，于是就只好“曲线救国”，在金融市场上绕来绕去，链条越拉越长，而且层层加码，加重了最终需求者——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现在很多专家说我们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误的：致使潜在增长率下降最主要的应是主观因素，而且存在的客观因素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有专家说经济下降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和技术的进步；还有很多专家说潜在增长率下跌是因为投资的效率下降了，但如果把投资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投资效率不就提高了吗？潜在增长率不就上来了吗?
目前，民营企业无论是在经济效益方面（比如利润、资产贡献率等），还是社会效益方面（产值、就业、上缴税收等），都已经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人均工资水平除外）。
根据一个债券市场的指标显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的违约规模是651亿元，其中，国企占57% ，民企占23%。而违约后的行为更是大相径庭：民营企业基本上都会努力还债，还债占比为86%，破产回收率为25%左右；而国有企业的回收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
第三点，金融风险上升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双侧软约束以及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相互错位。
目前，所谓杠杆率高主要是企业的杠杆率过高，政府、居民的的杠杆率还不算高，而企业杠杆率高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国有企业杠杆率高源于借贷双侧均存在预算软约束——借款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加上贷款方（国有银行）预算软约束，从而形成了最大的关联交易。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错位问题，源自上届金融工作会议的国开行商业化，国开行商业化的结果是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变成了政策性银行，一股脑地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结果财政、金融风险一起上升。这是金融风险上升的两个根本的体制性原因。
第四点，要防范金融风险，对内取决于微观基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能否到位。金融风险，说到底还是体制风险。不进行体制改革，不把国有银行的问题解决、把微观基础打好，监管体制怎么变都没用。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同步推进，从借贷双侧一起强化预算约束。
一方面，国企改革要真正到位，就要调整战略布局，收缩到民营企业干不了、不想干的事情上，凡是民营企业能做的，就尽量让民营企业做，当然国有企业的信贷融资应当主要依靠政策性银行。
另一方面，切实深化金融改革，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宁可多搞几家政策性银行，也不要让普通商业银行国有化。
商业银行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这和民间资本的属性是一致的，而政策性银行追求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和国有资本的属性一致，所以，由国有资本支撑少量政策性银行加上民营资本支撑的商业银行，这样的银行组合是最有效率的，还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
所以这是微观的改革，如果银行自己都没有防范风险的动力，单靠外部监管，是管不住的。
第五点，防范金融风险，对外取决于实体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实际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当前来讲就是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只有实体经济转型成功了，金融的转型升级才能够成功。反过来讲，只有金融的转型升级取得进步，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才有可能成功，这是双方互动的过程，所以都需要努力。
热点五：需求侧刺激VS供给侧改革
先说需求侧刺激。在需求侧要区分传统需求和新的需求，对于以钢铁、水泥为代表的传统需求要给予适当刺激。
比如说珠海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通讯线缆、电缆、煤气管道等各种管道统统埋到地下，建设地下管廊，拉动消耗了大批水泥钢铁；再有技术上早已经成熟的“烟台-大连”海底隧道，已经论证了多年，辽宁、河北、山东、江苏四个产钢大省可以就地取材，依旧迟迟没有动工。这些基础建设如果现在不做，等到把过剩产能都去得差不多了再动手，还得重新恢复产能。所以现在对于有上升空间的传统需求还得适当刺激。
另外一些需求侧的新需求则需要依靠改革。如今对老百姓来讲最迫切的无非是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个产业，而且需求非常旺盛，但供给严重不足。如果这三大产业的发展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那么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一般来说，经济下滑，政府税收增速也会放缓，同时财政支出在快速膨胀，而且民生支出都是刚性的，只能上不能下，因此财政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不妨把过去的补供方变成补需方。以教育为例，补供方的思路是政府财政拨款建盖学校，如果我们从补需方出发，把教育票发放给有需求的老百姓，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很容易做到公平，所有适龄儿童都可以得到一张教育票，大家凭票上学；第二，它给了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机会，有人愿意在家门口上公立学校，有人愿意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消费者有了因需求制宜的选择权；第三，补需方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供方完全放开，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外资等都可以进来，既增加了供给，又提高了效率。学校的办学成果受到社会认可，生源广泛，它拿到的教育票就多，然后政府再根据教育票的数量发放财政补贴，就会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总言之，新的需求要依靠结构性的改革，怎么改可以讨论，但通过PPP的模式把补供方变成补需方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新思路。
再说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我想我们可以在这几个方面下苦功：
1.产权保护：去年中央出台了产权保护文件，在产权保护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我的观点是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化，依法治国，所以该修法修法，该修宪修宪，还要平反冤假错案，只有这样民间投资才可能回升。民间投资前两年之所以一直在快速下降，就是因为产权得不到保障。
2.价格形成机制要理顺：周小川行长去年写了篇文章，说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我完全赞成。我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政府先把股市鼓吹了起来，号称几千点不是梦，但经济下行的时候，股价却往上走，所以股价下跌是早晚的事，但政府又不能不管股市，只能打击恶意做空；房价也是这样，货币超发了那么多，房价必然上涨，政府再行政调控。还有汇率也是一个道理，汇率取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走势，美国现在担心的是经济过热，中国的经济说是要守住“L”型，大家对两国经济走势的预期发生了变化，那么汇率变化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一定要尊重规律，不能跟市场较劲，否则就要重蹈覆辙。
3.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现在需要思考到底是通过自上而下加强领导有效，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效，我个人主张应该通过披露更多国有企业的信息来解决问题。国企占据了那么多的廉价资源，通过信息披露，大家会自行评判其效率和占有是否匹配，自然也就可以推动它的转型。而且要把更多资源直接配置到高效率的民营企业，放松管制。
4.减税降负：据了解，企业现在税负很重，其实负担更重的是五险一金。广东浙江一带企业拼命研发机器人，就是为了可以不用交五险一金。所以减降五险一金是重点，但又要兼顾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
5.促进创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要靠创新来引领。首先，要进行技术创新，承认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给予合理回报；其次要进行制度创新，包括创新金融制度让资源配置更合理，创新破产制度解决国有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和民营企业经营失败后的跑路问题；当然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理论创新，所以必须推进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快车道向慢车道变道的转型期，高速增长时期掩盖下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也都会相继暴露出来。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经济连“L”型都不会有，只会产生财政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
要想推动改革，必须先解放思想。只有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才能真正向前推进，我们才能够控制风险、保持稳定，中国经济才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谢谢大家！
演讲结束后，魏加宁就现场嘉宾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提问一：您刚才提到，政府可能会加大对民企的金融支持力度，请问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另一个问题是，税制改革给企业减负的方向在哪里？
魏加宁：首先，政府支持民企的时间节点取决于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如果经济形势趋好，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不大，保护产权政策是2016年就是在民间投资连年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出台的。如果领导掌握了真实的情况，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我相信领导会更加坚决地推进改革。
第二个问题关于减税方向，任何一个国家税制改革都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关，减税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政府的支出。随着政府债务的不断增长，其财政支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要减税就必须减负，我们已经推行的财政预算公开很重要。
提问二：金融工作会议指示的金融改革精神将如何落实并支持地方性实体企业的发展呢？
魏加宁：金融改革落实到地方实体企业，其实是金融机构和企业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首先，大家要形成“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普遍共识，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确认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企业侧要加快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要靠创新，当企业有了具有可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升级方案，我想金融机构也定会支持实体企业的发展。
总体来说，这个互动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但我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只是需要学术界、政府部门和企业家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