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新阶段
主讲：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时间：2018年03月10日
3月10日下午，由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管理委员会、上海财经大学青岛校友会和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青岛校友发展论坛暨第31期金融家俱乐部•青岛金家岭财富管理沙龙”隆重举行。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应邀进行了主题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新阶段》的主题演讲，针对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全球经济：短期稳定可期，长期增长堪忧
尊敬的各位校友下午好！今天的相聚，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在上财的学习生活，它对我一生的学术培养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应当说受益匪浅，也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大家来汇报我关于新时代中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体会。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主要包括四个问题：第一是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概括分析；第二是将中国经济从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到现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完整连接起来；第三要探讨十九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第四是跟在座的金融从业者们，一起研究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问题。
首先对于全球经济，目前有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分析都比较乐观，但也有看法认为，全球的经济并不稳定，还远没有达到长期稳定增长的程度。2017年年初，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论坛中的一段讲话，就非常集中的阐明了这个看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这段著名的演讲中，习主席用了一段话来概括全球经济形势，他认为全球正处于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世界经济存在着三大突出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增长动能不足。他认为传统增长的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我认为这是分析中国乃至全世界新旧动能转换，和研究当前经济周期的一个最主要支点。因为在现阶段，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什么是新动能，也不清楚旧动能是否会重新转换为新动能，但旧动能和新动能都是以某一个时期的科技为基础的，动能和科技创新连在一起，所以这个表述也在说创新应当成为我们的发展动力，但是它还没有大到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程度。
第二个矛盾是经济治理滞后，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应新格局。原来由资本主义、少数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格局在从90年代初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7年底，发达经济体贡献了全球40%的GDP增长，而新兴经济体贡献了60%。但是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说了算，这必然导致矛盾愈演愈烈。未来二三十年里，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纠纷围绕着我们发生，中国要做好成为矛盾焦点的准备。此外，还包括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这两个方面。我们知道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债务危机。十年后的今天，很多方面确实有了改善，但是引起危机的根源没有发生改变，却反而恶化了——全球债务余额翻了一番。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债务巨额积累，而且全球货币当局，对债务问题都讳莫如深，谁都不承认自己债务多，谁都不去设想巨额的债务今后如何处置。在目前绝对扩张的生长环境中，面对万亿的债务，美联储的缩表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矛盾。
第三个突出矛盾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这也反映了多年来，虽然经济在快速成长，但是成长成果的分配在弱化，很多社会问题的经济原因都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而且在我们期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可能会加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导致掌握资本者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形成阶层的固化。
至于国际上对全球经济的分析，IMF总裁拉加德在最近的一个讲话中总结说，世界经济增长从2016年起持续复苏，并将在2018和2019年继续这一进程，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情况。但是美国股市在目前超高市盈率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泡沫，形成新的金融危机？在长期和短期投资的收益率差不多的情况下，有谁愿意投资长期，没有人投资经济怎么增长？这些拉加德担心的问题，都会加大金融市场回调的可能性。
在不确定因素日益累积的情况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每一步举动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首先从美国导致危机的杠杆率情况说起，近年来美国的去杠杆，其实只是将债务从住户、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转移到了政府名下，其实是一个杠杆结构调整，而不是去杠杆。因此，政府赤字和债务积累将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美国税改方案的推出，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美国将长期面临财政失衡问题。 所以，美国所谓的复苏并不稳定，当然也不能轻言美国不行了。
从全球经济来看，我觉得全球金融危机没有过去，无非进入了“下半场”。在危机下半场中的主要任务有四：
第一，继续解决危机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关键是要提高潜在增长率。比如人口问题、劳动生产率问题和资源问题其实都是实体经济问题，其中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金融业的收入提高才是合理的；第二，消除危机以来“超常规”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副作用；第三，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第四，寻求多重意义的全球“再平衡”，在力量对比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如果没有找到好的平衡点，就会把冲突升级成战争。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
对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时代，有两段递进的论述，第一段是2014年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论述，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等等，但是大家对于新常态印象最深的就是经济减速。对这种片面的看法，十九大会议进行了重新的正面阐述，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说明减速只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我们正在用质量替代速度，反过来说，增长速度下来后的代价是必须换回质量、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增强，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灾难。
从2007年开始，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同步，而且我们的下行比全球平均数还要更加明显。目前，对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很多，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中国社科院，基本上都预测到2018年中国的增速比2017年低，2019年要比2018年低。
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在2.85%左右，看到这样的预测结果后再说中国将迎来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反弹，就会知道那都是忽悠人的说法，因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趋势是可以肯定的。当然，清华大学给出的是实质增长的测算数据，需要加上通货膨胀。如果到205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2.85%加上2%的通货膨胀能达到4.85%，那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中国目前在长周期和金融周期，这两个周期的强作用下运行，这也是中国未来需要认真应对的最重要的两类周期。2017年，关于周期的讨论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得要领。长周期告诉我们，中国经济仍处在由新常态逻辑决定的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之中；金融周期时刻提醒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重点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特别关注金融周期的一些驱动因素，如房地产价格、股市、货币政策等等。
因此在当前经济阶段，我把我们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践行五大发展新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提高质量、增强可持续性。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主席在座谈会中多次说，可以把速度降下来一点，多解决一些多年我们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污染的问题、贫困的问题、风险积累的问题，让人人都有获得感。三是从去杠杆入手，管理好各类风险。
十九大开启中国发展新阶段
十九大的召开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十九大中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三个新表述我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我国经济已从高增长阶段转向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表述，进一步丰富了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并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二，关于产业体系的表述，告诉我们今后一段时间里，主要抓实体经济、科技、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这四个领域；第三，“宏观调控有度”的新表述，主要针对过去在发生危机、管理机构不得不接手的情况下，曾经出现的过度调控的问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我们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辅助作用的体系。
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我们在治理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钱荒”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大家会说“钱荒”又来了；股市经常暴涨暴跌，没有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互联网金融在整个金融发展中的地位尚不明确，监管对它的态度变化无常；房地产市场的“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库存是刺激房地产，但是实际上政府又在调控打压房地产市场……为逐步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推进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的一系列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九大也在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方针中，将打好风险防范、精准扶贫、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明确列为今后三年的主要工作任务。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鉴于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基本已成定局，所以只要不发生特别大的不利冲击，就没有必要采取较强的刺激增长政策，这就为解决若干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的长期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时间窗口”。
此外，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九大中也有了新表述，并且有了“破、立、降”三个字的新安排：“破”是破产能过剩，库存等无效供给，抓手是处置僵尸企业，直点国企改革的问题。“立”是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结构优化等等。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军民融合，这是今后的主要抓手之一，过去中国军民的各自独立，浪费了很多资源，现在习主席把军民融合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降”是降税负，大力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要让企业充满活力。“破立降”三个字，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得很清楚，而且有了路线图、时间表和强有力的抓手。
最后，再来说说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二十多年来，不管学界和业界怎么争论，房地产就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现在以房地产为中心的经济时代基本已经过去了，为了平滑地进行过渡，我们需要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之前我们对房地产的政策有过很多探索，但事实证明都不是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直到现在以“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为支柱，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出台了。多主体供应，打破了国内目前政府作为唯一土地供应方的单一化土地供应格局，今后包括集资建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等可能都会进入交易流通；多渠道保障，意味着很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都可以由市场上的其他主体来做；租购并举，雄安新区的只租不售为我们树立了样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更是必须实行租购并举，大量建设公租房。现在中央已经想清楚了要完善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这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我的判断是，除了开国际会议的青岛和其他极少数城市，2018年全国房地产都将是下行趋势。
致力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金融业面对着严峻的新挑战，在2017年7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曾对我们的三大挑战进行了概括。第一个挑战就是外延式扩张模式已至末路。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业可以跟随其规模，进行外延式扩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条路已到尽头。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长期持续，更使得金融业面临“缩水”的长期风险。于是，质量优先、效率至上，内涵式发展成为发展的新模式。
第二个挑战是发展环境将彻底改变。习主席指出：“金融业制度性利差明显，一度存在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这种优势随着经济新常态的长期持续而一去不复返了。今后，要更加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中国金融业，尤其银行业，整体来说还没有完成从产品制造者到服务提供者的转变。
第三个挑战是结构性失衡严重存在。实体经济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金融业自身亦有结构失衡，实体经济运行与金融运行之间循环不畅。
中国为什么下决心要防范金融风险？这是因为从全球危机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历了一系列冲击，我们也积累了很多风险。比如在2008年中国推出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后，大宗产品价格飙升，小宗产品价格乱窜；2013年出现钱荒，隔夜回购利率一度飙升至30%以上；2014年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下半年股市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天天向上”，结果2015年股市就上演了史上最大股灾；2016年17部门开始整顿互联网金融，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频发，多地房地产市场价格暴涨……
可以说，中国金融业已经进入了风险集中爆发期。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概括，中国现在金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风险点多面广、违法违规乱象丛生、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各类风险隐患较多、脆弱性明显上升等五大方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金融风险集中出现呢？首先，我国经济金融经过了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其次是结构性问题，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再者是体制性原因，一些市场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很不适应；最后，中国的问题从来是和世界紧密相连的，我们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扩散的影响。
那么在积聚了风险之后，又怎么从根源上防范和化解风险呢？习近平曾明确指出，“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这也就清楚地说明，去杠杆是今后若干年管理金融风险的重点和抓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等等。与之对应，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因此，以处理不良资产为抓手，稳步“去杠杆”，成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中心任务。
2009年之前，中国的杠杆率很平稳，2009年由于4万亿资金的投放刺激，中国所有的财务指标开始弱化，并在2015年的时候到达顶峰，到了2016年-2017年开始持续趋缓，这说明中国的杠杆率已经得到初步的控制。
根据2017年三季度的杠杆率水平报告显示，我国杠杆率出现两大变化：宏观上，实体经济总杠杆率趋稳，杠杆率由1季度的237.5%提升到2季度238.2%和3季度的239.0%，三个季度累计微升1.5个百分点；结构上，由于杠杆转移，我国杠杆率风险有所降低。
但出现一个情况需要我们警惕，那就是目前居民还在加杠杆，但是中国居民已经没有加杠杆的余地了。据我们的测算，2017年年底中国居民的存款增长率下降，而且首次居民债务和居民的储蓄存款持平，这个不寻常的变化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运转会受到很多束缚。
再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企业债务风险较高，可能会有隐含风险。虽然近年来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但国企杠杆水平依然居高不下，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也在加剧。2015年以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协议、PPP项目等，成为积累地方债务风险的主要手段。根据数据报告，全国PPP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不乐观，而且其中只有10%来自民营资金，所以PPP项目的问题尤其突出。
如果想要去掉国企和地方政府身上的杠杆，办法有三。第一，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特别要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第二，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第三，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推动金融机构真实披露和及时处置风险资产。而且根据我们测算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国大约有20.3万亿的净资产，相信足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其实也已经表明了中国对金融风险的态度，一定要认清当前中国金融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时期，而且要下决心处理它，消除风险和隐患，也为了避免以后出现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处理风险的过程会付出代价、经历痛苦，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战胜风险挑战。谢谢各位校友！
在演讲开始前，李扬接受了媒体专访，并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提问一：山东省于春节后召开了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省委书记刘家义的讲话引发强烈关注，刘家义书记重点提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要着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等十强产业，李扬老师您认为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李扬：新旧动能转换是个非常大的题目，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谈。目前，旧动能已经渐趋势微，但新动能还没有充分显现，所以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时我们一定要明确，旧动能在经济生活生产过程中曾发挥过作用，在目前新动能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还未担起脱贫、发展等主要支撑力的时候，旧的动能还是要发挥作用。所以，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两端绝对化，重要的是探讨平滑过渡。
其中，创造新旧动能转换的条件尤为重要，这个条件实际上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让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让创新成为主导性因素。很多旧动能，如果用新技术加以改造，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动能。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我们要创造新动能能够充分展示的条件，让企业能够自主地通过其经济活动去捕捉新动能。
提问二：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已走过近4个年头。如今，青岛存贷款规模已突破万亿，金融机构总数达到246家，连续三次跻身“全球金融中心”前50名……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加速向前迈进，请问李扬教授您对青岛接下来的建设推进有什么建议？
李扬：青岛能拿到财富管理试验区的牌子，着实不易。但要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财富管理中心，还要做出努力。青岛想扎扎实实做财富管理中心，就要扎扎实实地从青岛、山东、全国乃至世界的实体经济需求出发。我们有哪些金融产品，有哪些金融机构，哪些金融市场，是可以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那就从这些方面做起。
就目前金融市场而言，一方面有些金融产品显得过剩，另一方面有的小微企业觉得贷款难、贷款贵，这实际上都是金融没有服务实体经济的表现，应当从这些角度入手仔细分析。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重在“高质量”而非粗放式发展。因此，青岛要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就要更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出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